百年回眸
圣芳济轶史

■李思源

    我有好几次从静安公园的南门出来后,发现延安中路对面母校“时代中学”(圣芳济中学)旧址有耄耋的海外游子在踯躅探讯。攀谈之中才知道,“圣芳济”和昔日的“土山湾文化”有不解之缘,而宋子文、顾维钧、马相伯等名人都曾经为该校倾注全力。去年宋子文的长女冯宋琼颐在上海讲了一句:“父亲生前很重视教育”,当时听了感到一头雾水。当我把这些向上海的学长们请教时,他们也都有些茫然。现在“香港筌湾圣芳济中学”的一些长者也语焉不详,有些内容托人到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馆藏的民国资料里去找,竟也找不到。所幸上海档案馆和上海图书馆藏书楼里,还保存着一些很有意义的史料,可谓弥足珍贵。因此我感到把这些内容扼要地整理介绍一下,还是件有意义的事。
  当初,为了让侨民和传教士后代不要“数典忘祖”,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与夫远大之识见,知上海将来必成为东方商务之中心”(《圣芳济学院六十周年纪念特刊》),奠定“土山湾”的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于1874年在法租界斗班路(今四川南路)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口开办了圣芳济学院(SaintFrancis Xavier's College),校长是耶稣会神父泰迪(TurdyS.T)。挂名是“学院”实质上是上海外籍子弟最早的“外国语小学”,第一届只有分别来自丹麦(6.5岁)、爱尔兰(6.5岁)、美国(8岁)、德国(10岁)的学生共四人,这也可能是学校不设在当时的“下只角”土山湾的原因。到1879年学生也才有九十余人。但后来急剧发展,到六十年校庆时,校友名单上就已超过一万五千人了。
  学校初期只收外侨子弟,后来由于经费原因和达官士绅及洋务派子弟的强烈要求,才从1884年起招收华人学生,但收费昂贵,条件苛刻。当年全校196名学生中华人只有28个。教会学校基本上是男女分校的,如有名的宋家三姐妹进入的是和圣芳济并驾齐驱的“圣玛丽亚女子中学”(现在的市三女中),唯有宋子文、顾维钧那样家庭的人才能成为男校的学生。而且由于种种矛盾,足足有63年的时间,即直到1937年,在校内还是中外学生分开授课的。
  1927年以前学校里是全英语上课的,初级班上英语、法语、拉丁语和数学;高级班加学希腊文、哲学、音乐。所以学生的外语能力特佳,毕业后考香港大学均100%录取,学生毕业后如到海关、巡捕房、邮政总局或洋行,马上就能胜任。
  圣芳济约到1935年才正式开设“国文”课,由此也可以说,它是上海最早的“双语学校”。
  这里的教师大都是在土山湾工作的传教士和神甫,而且教会的许多重大活动和决策,都是在学院里进行的。我们现在还能在“土山湾史料”里看到教会在圣芳济学院举行的许多会议和庆典活动的照片。所以圣芳济学院对土山湾文化和上海的教育有不小的影响。
  如在民国十一年(1922)为筹建新校区“募捐运动委员会”的校名誉总董事长就是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名誉董事名单中就有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的大名,国民党元老于佑任、上海市长吴铁城也为之鼎力宣传,连上海滩上的“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也都以“嘉惠弟子”的名义“慷慨解囊”。
  体育也有很好的传统,学校里盛行一种类似橄榄球运动的Ballon,各运动队经常进行比赛。这个优良传统沿续了近百年,如时代中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连获好几届上海中学生男排冠军,在莫斯科世界男子排球锦标赛上代表中国上场的六名主力队员中也有三名是原时代中学的校队队员。直到今天,时代中学仍然还是上海市的排球“特色学校”。
  由于学校规模发展的迅速,自1882年起,就在南浔路虹口天主堂对面筹建了圣芳济学院分部;解放后,于1953年改为“北虹中学”。2004年9月由上海邮政总局盖上“北虹高级中学(原圣芳济学院)建校130周年”邮戳的邮件,现在已是很难觅到的珍品了。去年9月,北虹中学举行了盛大的135周年校庆,引起了海内外的瞩目。
  事实上,随着华人教师和学生的剧增和华人对校董会的实际控制,由华人集资置地扩建学校的工作始终没有停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校址在上海市区周边东搬西迁,却无法长期固定下来。直到1934年,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和建设银行常务执行董事的宋子文再次牵头募捐,募得巨资,买下了“上只角”毗邻静安寺的福煦路福煦坊(延安中路1153弄,即现在延安饭店所在地)内十余亩地,建立院本部,圣芳济才安定下来。1939年,“圣芳济学院”更名“圣芳济中学”,解放后不久再改为“时代中学”。
  在旧上海,甚至在旧中国,一所中学前后受到两个“重量级”部长和众多显赫者如此眷顾的,可说是绝无仅有了。
  若干年后,从上海去香港的法国教会人士又筹建了新的“圣芳济书院”,也就是现在的“筌湾圣芳济中学”,著名武打明星李小龙就在这里读过高中。
  据估计,136年来,圣芳济学院及嗣后的时代中学、北虹(高级)中学,以及香港圣芳济的毕业生,大约共有十万之众。

(原载2010年3月31日《文汇报》)